图片来源：国家博物馆网站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摆放着一件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玉器——距今约5000多年的碧玉C形龙，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静立着一件与碧玉龙造型几乎一致的黄玉龙。它的出土地东拐棒沟，距赛沁塔拉村仅30多公里。
同属红山文化，这两条蜷体玉龙向人们展示了龙的原始形态，也与出土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北山村、被称为“中华第一凤”的陶凤杯一起，使翁牛特拥有了“龙凤之乡”的美誉。
历经五千年，龙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而在它的源流之地，玉龙也在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生机。不过，为何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核心地位的龙形象，最早出自北部边疆，而非中原地区呢？
玉龙出世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一楼展厅中央，记者见到了与碧玉龙造型极为相似的黄玉龙——类似猪鼻的吻部前伸上扬，梭形细目，鬣鬃飘举，卷尾有力，躯体卷曲若钩。它周身光洁，却有精细刻纹装饰，吻部和尾端还利用玉石天然赭黄色石皮点缀。虽无角、无肢、无爪，却极富动感，欲蓄势跃起飞天一般。
展开剩余85%黄玉龙展柜后的背景墙上，画有红山先民高擎玉龙祭天的场景。据考古研究，它应该是先民用来与天神沟通的一种礼器。
这两件史前礼器，跨越5000年后重见天日，并非出自考古挖掘，其背后有着一段坎坷曲折的经历。
今年72岁的张凤祥应记者之约，再次来到当年自己发现碧玉龙的文冠果林地。50多年过去，这里的果树已枝繁叶茂、树干遒劲。1971年，还是18岁小伙子的张凤祥为了整理果林土地，无意中发现了碧玉龙。
张凤祥讲述当年发现碧玉龙的经过（文汇报 叶辰亮/摄）
“一铲子下去，感觉到一块石板，再起开就看到了一个桶样的铁疙瘩。”带着浓重当地口音，张凤祥比划着向记者复述当年的情形。“同伴劝我扔了，说那就是个两斤重的废铁，卖了才1毛多，不值钱。我先是扔了，想了想又捡了回来，寻思带回家给兄弟当个玩具。”
没想到，在张凤祥弟弟的手中玩了几天，玉龙外部的包浆渐渐脱落，显出玉石本色。他的父亲张金贵觉得这块石头不一般，就将其上交给翁牛特旗文化馆。仔细鉴定后，旗文化馆工作人员用30块钱完成了收购，将它收进了库房。
直到1984年，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让当时翁牛特旗文化馆的负责人贾鸿恩想起这条玉龙。他携玉龙坐火车去北京，请当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为玉龙做鉴定。
结果发现，这条玉龙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竟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最早龙形玉器。而且，它的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较为古早的“龙”字——这证实了西辽河流域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在五千多年前就出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翁牛特旗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碧玉龙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1987年，做羊皮袄生意的李井荣一家看到新闻后，发现自家买来的一件玉龙长得跟碧玉龙极为相似。于是，他们前往翁旗文管局询问，贾鸿恩巧妙地将黄玉龙留了下来。
当贾鸿恩将黄玉龙摆到苏秉琦的面前，老先生非常激动，认为它比碧玉龙年代更早、更珍贵。1993年，黄玉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8年夏，为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翁牛特旗成立了“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对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和两条C形玉龙出土地的周边环境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艰辛访谈求证和实地踏查。最终确定，黄玉龙的出土地在翁旗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而且分别在碧玉龙、黄玉龙的出土地周边发现了19处和15处红山文化遗址。
崇龙尚玉
其实，“中华第一龙”的称号当归于谁，碧玉龙和黄玉龙有着诸多竞争者。论年代最早，或当属距今8000年的辽宁查海遗址的石堆龙；而距今6500年的河南仰韶文化蚌壳龙，则构成了我国最早的星象图。
为何国博将“中华第一龙”的称谓给了碧玉龙？据介绍，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鱼、马、牛、猪、云、闪电等。而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
尽管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但这条由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而成的红山文化蜷体玉龙，是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新石器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态。
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玉器工艺组副组长雷广臻认为，这两条玉龙都出于红山文化的西拉沐伦河流域，而红山文化大凌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则出土了大量蜷曲形态的玦形玉猪龙，“这说明，最晚到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已有了龙的观念——先民想取众物之长，将自身能力放大，从而超越某种局限”。
这是先民想拥有超能力，从而与天沟通的愿望。毕竟，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太过渺小。在距离乌丹镇40公里的白庙子山，红山先民在荒漠草滩上所留下的大量岩画，同样表达了这种心愿。
翁牛特旗白庙子岩画。白庙子岩画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赤峰地区人面像岩画较为集中的区域。
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岩画采用中国人面岩画中最原始、最简约，也最基本的形式结构——类似双眼的同心圆，而且线条精细、工整，显得十分庄重，所用技法是最原始且最费工时的磨刻，应该属于我国北方岩画中的早期作品。在人面岩画的上方，先民还按照当时的星辰位置，刻画下了北斗七星的图案。
在我国红山文化研究泰斗郭大顺先生看来，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一大内涵。在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甚至更早的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红山玉文化跨进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成为东亚史前玉文化中心之一。碧玉龙和黄玉龙的精湛制作工艺就是最好的明证。
早在五千多年前，红山人已有选玉的严格标准，还在玉料的切割、钻孔、雕刻等工艺水平上达到了新高。翁旗博物馆讲解员姚素丽介绍，两条玉龙的背部都有一个钻磨而成的孔洞，如果用绳子穿过提起，玉龙的首尾两端正好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钻孔位置显然经过了精心选择。
何以北国
无论是龙文化，还是玉文化，都在中国文明的发展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何它们的起源并不在中原地区，反而是在北部边疆之地？
汽车奔驰，草原、树林、河流、荒漠、沙地不时从车窗外掠过。翁牛特旗宣传部副部长崔凤廷向记者讲述着近几年当地治沙的显著成效。
空中俯瞰翁牛特旗乌丹镇其甘嘎查，这片广袤的土地曾经是华夏龙凤文化发源地之一。
然而，时光倒推到8000年前，西拉沐伦河与老哈河流经的这片黄土地，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温暖湿润，逐步发展起了原始农业。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遗址数量不断增加，在红山文化时期，该区域迎来了第一次农业经济的大繁荣。
就在西辽河孕育出红山文化的同时，黄河流域发展起了仰韶文化，长江流域则有崧泽文化。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几大文化之间有着相当频繁而深入的交流，很多文物的造型、工艺都有明显相互借鉴、影响的痕迹。
史前先民有能力在如此大范围内活动吗？雷广臻认为，在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只要每天行进十几公里，两三个月就能迁徙至一千多公里之外，所以千万不要小觑了先民的活动能力。红山玉器所用的透闪石软玉可能来自辽东岫岩等地区，也可能来自贝加尔湖沿岸的史前部落，而它所制成的玉器也可能被良渚先民模仿、吸收。
翁牛特在蒙古语中意为“诸王会盟之地”。有学者提出，以今天内蒙古地区为主体的北部边疆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里作为农牧交错的地理过渡区域，本身就显现出发展的多样性。
玉龙形象在翁牛特旗随处可见（采访小组拍摄）
行走于乌丹镇，目之所及，玉龙形象随处可见：路中隔离护栏、沿路LED景观灯、博物馆广场造型、大型演出徽标……两条玉龙诞生时或许从未想到，自己会在后世有数以千万计的“龙子龙孙”。
时至今日，这份源自史前的文化基因不仅仅是翁牛特街头巷尾的视觉符号，更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核心引擎。“玉龙故乡”的名片让这片土地声名远播，也让它在农牧交错中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画卷再添“神来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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